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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能停留在闻见之上，要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脱然贯通。

[277] 因此，知一阴一阳即是形而上者，必不至错认太极别为一物[278]。但在心性问题上，心是主宰，性是由心所生的。

[36]《答汪尚书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。[233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三。[159]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，虽是人欲，人欲中自有天理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所生之物，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。明儒曹端批评说：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，马之一出一入亦与之一出一入，以之喻气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。

他既承认心外有物，物各有理，就必然要即物穷理。大概在朱熹看来，太极浑沦未判，有理有气。他对格物致知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是：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

[187]《朱子语类》卷四十四。有形之物，大至天地，小至一草一木，都是形而下者。但他在讨论致知与涵养、穷理与居敬的关系时，实际上就是讨论知行关系问题的。[46]《明儒学案》卷四十四。

[190]《答李伯谏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三。陆九渊则认为，心性没有区别，只是言偶不同，其实只是一般物事。

朱熹不是简单地回到天理，而是把理安置在人的心中，通过穷理尽性，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，这才是他的哲学的最终目的。形生却是有此一个人，后乃生生不穷底。[256] 知之明，有待于行之笃。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，孟子是兼体用而言。

[259]《答郭希吕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四。这一个气运行，磨来磨去，磨得急了，便拶许多渣滓。学者之所以学，欲明此理耳。当然，朱熹强调行为重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身心修养、道德践履，也是为了修己治人、治国平天下。

五行生万物已是形而下者，万物形成之前便是形而上者，一阴一阳之气也就是道。朱熹认为，太极与阴阳是形而上同形而下的关系，也就是理和气的关系。

这也是一种心学思想，但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吾心即宇宙的命题。总之，这些说法同他把理说成净洁空阔的精神本体的思想是直接对立的。

[299] 因此，他批评朱熹太支离。他说：理是有条理，有文路子。[140]《孟子集注》卷四。这是朱熹知行说的又一个特点。[67] 又说：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，动即太极之动，静即太极之静。就是说，太极就是一阴一阳之气，不是在阴阳之外别有一物为太极。

不仅两两相对，一中又自有对，独中又自有对。另一方面，薛瑄等人则开始解决朱熹理气论的矛盾，并初步提出唯物主义的思想。

这一点也是二程所缺少的。[218] 格物虽是求事物之理，但是事物之理即我心中之理，求事物之理是为了明我心中之理。

惟其理有许多，故物有许多。论其轻重，则当以力行为重[227]的重行说。

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。他虽然继承了程颢思想，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，但认为形而上之道（理）即在形而下的器中，二者不相离，这意味着将否定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。他认为，心体广大而无限量，虽不能说万物都在一心之内，但是从体用关系上说，心是万物之本体，万化的主宰。[74] 所谓水火，是指性质相反的两种物质，由阴阳之气变化而成，有了水火便有木金土。

他说：大抵天下事物之理，亭当均平无无对者。但是，由于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气化学说，因而又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。

他运用了逻辑推论，却违反了客观事实。因为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，不能说先有太极之理，后生出阴阳之气。

就其最高目的而言，是要达到天人合一、内外合一的精神境界。[266] 但是，他又把知解释成格物致知。

从严格意义上讲，还不能说他们认真地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。从人的认识来看，则是即物而穷其理，由用而达体。[233] 又说：知而未能行，乃未能得之于己，然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。朱熹的格物说，不仅屈服于体系，而且是为他的体系服务的。

[57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。[293] 他认为，心即天，这叫天人为一。

[129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。总之，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，物之所在，莫不有理[85]。

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，是无源之水也。可见，朱熹的内外合一之学，虽有主观同客观统一的方面，但他并没有把二者真正统一起来。